Adam Seessel是一位成功的投资者，也是《巴伦周刊》和《财富》杂志的定期撰稿人。他以优异成绩毕业于达特茅斯学院，并在北卡罗来纳州开始了他的报纸记者生涯。在多家投资公司工作后，Seessel 于 2000 年代中期创办了自己的公司 Gravity Capital Management。从那时起，他的投资业绩在扣除费用后击败了标准普尔 500 指数。Seessel 本质上是一个价值投资者，但他已经改进了自己的方法，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经济和科技公司的崛起。他主张价值投资者应该将科技股视为未来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而不是回避它们。

在他的投资方法中，Seessel 专注于公司的研发支出、网络效应和商业模式质量等因素，而不仅仅是依赖市盈率等传统价值指标。

面对AI+时代的突然火爆,数字时代的价值投资策略需要进行调整。亚当·西塞尔在《价值投资3.0》一书中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框架。

西塞尔认为,科技股是赚钱的机会所在,但他的投资组合也包括了非科技股,如航空航天和保险等行业。在过去7年中,他的投资回报超过了标普500指数200个基点。

西塞尔的价值投资3.0理论与巴菲特的价值投资2.0理论有一些调整和延伸,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放弃现金流折现模型,改用市盈率估值;计算市盈率时使用企业潜在盈利能力而非当前每股收益;使用未来3年预测的潜在盈利能力。

对于AI热潮,西塞尔认为不会产生广泛的颠覆性影响,技术进步和自动化历来既能创造也能消灭工作岗位。关键是要投资那些拥有足够规模和资源的大公司,因为它们才能真正从技术浪潮中获益。

巴菲特面临的”大数定律”挑战是,随着伯克希尔·哈撒韦的市值越来越大,要找到足以显著影响其投资组合的投资机会变得越来越困难,因此他倾向于收购私有公司而非公开上市公司。

以下是西塞尔的一些观点

高度评价了巴菲特和芒格在价值投资理论发展方面的贡献,认为他们是投资界的伟大人物。

西塞尔认为沃伦·巴菲特是一位非常伟大的投资者,是”莫扎特”和”爱因斯坦”级别的人物,再也不会有第二个像他一样的人。任何人试图成为下一个巴菲特都注定要失败。

巴菲特在致股东信中对查理·芒格的致敬,让西塞尔感到很有意思。这体现了价值投资理论的进化,从本·格雷厄姆的保守方法,到巴菲特和芒格推动价值投资向更积极的方向发展。

巴菲特从格雷厄姆那里学到了价值投资的基础,但在遇到查理·芒格后,意识到仅依靠清算价值是过于保守的,应该以公平价格购买好的企业,这就是价值投资1.0向2.0的演变。

西塞尔认为,芒格在概念上知道该买哪些企业,是巴菲特的”建筑师”,这是一种非常深刻的表达。他认为查理·芒格将会被人们所怀念。

西塞尔认为,在巴菲特的价值投资理论基础上,需要根据当前经济和技术环境的变化进行适当的调整和发展,这就是他提出价值投资3.0理论的原因所在。

巴菲特成长的时代经济和技术相对固定,而西塞尔所处的时代经济和技术发生了巨大变革,因此需要对价值投资理论进行调整。

巴菲特主要投资于传统行业,如媒体、银行等,但这些行业已经被互联网和数字技术所颠覆。而西塞尔认为需要关注企业赚钱的方式和方法如何适应数字时代的变化。

巴菲特的投资哲学可以概括为”好的商业、好的人、好的价格”,而西塞尔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更具体的”BMP”(业务、管理、价格)选股分析框架。

西塞尔认为,巴菲特虽然投资了苹果等科技公司,但可能还没有完全适应数字时代,因此他认为有必要提出价值投资3.0理论来应对这一变革。

西塞尔认为,未来现金流仍然是价值投资的关键,但需要根据时代变迁对具体的估值方法进行调整和创新。

任何企业的价值最终都是由其未来现金流折现到现值决定的,这是一个永恒不变的规则。

企业赚钱的方式和方法在21世纪初和20世纪末发生了很大变化。现在很多公司，如谷歌和Facebook，都是通过互联网和数字化的方式来赚钱，而不再依赖传统的实体业务。

对于中国来说,这种转变可能更容易,因为中国没有太多需要担心的现有银行和实体零售基础设施,可以更直接地过渡到数字支付和电子商务。

科技公司的高效经营模式、高毛利率、强大的盈利能力和雄厚的资金实力,都是导致它们估值较高的重要原因。这与传统公司有着本质的差异。

科技公司的经济效益比传统公司要好,他们的赚钱方式更加高效。相比可口可乐等传统公司需要大量资本投入建厂、运输网络等,科技公司的资本密集度更低,可以快速扩张到全球。

科技公司的毛利率更高,可以达到90%左右,而传统公司只有60%左右,这意味着科技公司有更多利润空间。

科技公司的盈利能力更强,他们会将大量利润再投入到研发、销售和市场营销中,以确保未来的竞争优势。这使得他们的利润看起来较低,但实际上比报告的要高。

科技公司的预算规模相当于许多大国的GDP，体现了它们的强大实力。这与传统公司相比有着天壤之别。

科技公司为维持市场份额而进行的大量资本投入,应该被视为增强其未来竞争力的必要支出,而不应该简单地影响其当前估值。

科技公司为了维持和扩大市场份额,会大量投资于研发、算法优化等方面,这在会计准则下被视为费用而不是资产。

这与传统制造业公司投资建厂等资本支出不同,会计准则更适合后者,而不太适合科技公司的特点。

科技公司不太在乎会计准则,他们更关注这些投入是否能带来良好的回报。即使会降低当期利润,他们也会进行这些投入,因为这有利于长期竞争优势。

以谷歌和微软的例子来看，谷歌不断优化搜索算法，而微软推出ChatGPT后反而丢失了市场份额，这说明了科技公司持续投入的重要性。

这种持续投入和优化的特点,可能会影响到科技公司的短期利润表现,但从长远来看,这些投入有助于增强其核心竞争力,因此不应该简单地用传统的估值方法来评判它们。

尽管新兴技术不断突破,但大公司仍将是最终的获益者。

谷歌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的历史和积累要比微软更深厚,大约75%的顶尖AI研究人员都在谷歌工作,所以他并不担心谷歌会因此而失去地位。

微软在AI技术的商业化方面可能更有优势,而谷歌更像是一群大学教授在做研究实验。但总的来说,两家公司都会在AI等新兴技术领域表现出色。

无论是AI、无人驾驶汽车、量子计算还是元宇宙,这些新兴技术都是未来的发展方向,摩尔定律会确保它们最终成为现实。

只有那些拥有足够规模和资源的大公司,如谷歌、微软、苹果等,才能真正利用这些技术创新,小公司很难从中获益。

西塞尔对AI的颠覆性影响持谨慎态度,他认为人们对此存在过度担忧和炒作,实际影响不会像预期的那么大。

西塞尔认为,人们对人工智能(AI)的颠覆性影响存在过度炒作。他不认为通用人工智能(GAI)会像人们所说的那样具有广泛的颠覆性。

他认为,人们担心AI会导致大规模失业,这种担忧是夸大其词的。历史上,技术进步和自动化虽然会暂时导致一些工人失业,但最终会创造新的就业机会。

西塞尔认为,即使AI在某些领域可以取代人类,比如会计等工作,但人类在创造力、客户服务等方面仍然无法被机器完全取代。

他认为,技术进步是以波浪形式出现的,会先伤害人们,然后又帮助人们,这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只要经济持续发展,技术创新就不会导致人们大规模失业。

即使在AI时代,评估一家公司的核心价值的基本原理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不应被过度炒作的AI概念所影响。

虽然像微软和谷歌这样的科技公司可以将AI作为一项新的特性来销售,但西塞尔认为不会有任何一家公司会因为AI而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西塞尔认为,人们对AI的影响存在过度炒作的倾向,即使是一些制造钢笔等传统行业的公司,也在谈论AI,但实际上世界仍在继续运转,人们仍需要吃饭、上班等基本生活。

美国的监管环境相对较为稳定,这有利于投资者采取长期的价值投资策略,而对于一些其他国家,监管环境的不确定性则需要投资者更加谨慎。

西塞尔认为,在美国,科技公司面临的监管风险并不太大。因为这些公司是面向消费者的垄断,而不是通过并购等方式获得垄断地位。只要科技公司通过提供更好的产品和服务获得主导地位,即使占据很大的市场份额,也不会受到太多惩罚,因为这是消费者自愿给予的垄断。

西塞尔认为,任何长期的投资哲学都需要一个稳定的监管环境。他提到,本·格雷厄姆当时面临的是一个缺乏监管和财务标准的华尔街,这导致他必须采取更加保守的投资策略。相比之下,在美国,巴菲特和芒格认为可以采取更长远的视角,因为美国有更加稳定的会计标准、经济和政府。这使得投资者可以采取更积极的长期策略。

西塞尔认为,对于一些其他国家,如阿根廷和墨西哥,投资者需要考虑更短期的风险承受能力,因为监管环境相对不太稳定。

西塞尔对Temu和Shein这样的新兴电商平台持谨慎态度，但对TikTok的表现则给予了较高的评价，认为它对Facebook构成了有力的挑战。

对于Temu和Shein这样的新兴电商平台，西塞尔认为它们要想对抗亚马逊的垄断地位，面临着很大的挑战。主要包括:难以建立与亚马逊相匹敌的庞大商品库存

他认为TikTok对Facebook和Instagram构成了严重威胁，这表明Facebook是一家脆弱的公司。

西塞尔表示，他一直担心Facebook，因为它通过收购竞争对手的方式来排除竞争，这在美国法律上是非法的。他认为美国政府应该对Facebook提起诉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