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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刘典】

2025年4月3日凌晨4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玫瑰园举行的活动上宣布美国“对等关税”计划，这一天注定会被写进全球贸易史的年表。

这一日，美国以“全球征收对等关税”的名义，正式开始对所有贸易伙伴国启动新一轮关税调整。这些针对特定国家的额外关税，将于2025年4月9日凌晨12:01(美国东部时间)开始实施。

除此之外，美国还将对所有进口商品征收10%的基础关税，此措施将于2025年4月5日生效。为鼓励汽车制造商在美国本土生产，美国还会对所有进口汽车征收25%的关税。需要注意的是，本次加征关税之后中国的基础税率在20%的基础上增加了34%，也就是来到了54%左右。自此，一种以“对称性”为旗号、以“美国例外”为实质的新关税逻辑，正式浮出水面。

特朗普对等关税下主要国家和地区关税率

首先，全球统一的10%关税构成此次政策的基础。这一措施看似简单统一，实则标志着美国从自由贸易向“普遍贸易防御”理念的彻底转变。在特朗普团队看来，全球化造成了美国制造业空心化，因此“无差别征税”是一种再工业化的制度保障。该措施不仅打破了美国此前基于WTO规则所执行的最惠国待遇框架，也向世界释放出一个清晰信号：美国将不再接受多边主义所倡导的“平等互惠”逻辑，而是回到以自身经济安全为中心的单边策略。

更具冲击力的是针对特定国家和地区的高额附加关税。例如，中国商品被征收34%，中国台湾32%，印度26%，日本24%，欧盟20%。这些国家和地区无一例外都是美国当前最关键的贸易对象或技术竞争对手。

以中国为例，34%的税率不仅将影响中国的对美出口能力，更被视为对“中国产业政策”长久不满的报复性举措。而对中国台湾和印度的高税率，则显示出特朗普政府希望在供应链“友岸外包”过程中重新谈判利益分配比例；即便是盟友如日本还有已经处在“分手”边缘的欧盟也未能幸免，这种做法既是对他们不对称市场准入政策的回应，也可看作特朗普施压盟友“站队”的手段。

汽车关税政策的出台，则表明特朗普政府高度重视制造业核心链条的本土化。25%的税率几乎将重新定义全球汽车产业布局，尤其是对于依赖美国市场的日德汽车厂商而言，不仅是成本冲击，更是“逼迫落地”的强制性手段。这类措施本质上并非纯粹经济考量，更是国家安全与产业安全概念融合后的体现，呼应了“经济安全即国家安全”的政策主张。

总体来看，特朗普的这套关税组合拳不仅在经济层面塑造了新的成本结构，更在国家关系层面打开了更大的战略空间。这一政策体系的最终目标并不只是减少逆差或本土就业回流，而是通过“关税胁迫”推动全球主要经济体重构与美国的贸易安排，削弱多边组织的影响力，强化美国的战略主导权。未来数月中，被加征高税的国家或将出现不同程度的反制措施，而全球供应链也将进入高度不稳定的调整期。各国政府、企业和区域机制的应对策略，将成为影响未来全球贸易格局演化的关键变量。

一、NTE报告提前吹风，全球贸易迎来新变局

在这场政策发布前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于3月31日发布了重磅文件——《2025年国家贸易估算报告》（NTE）。这份报告不仅是美方了解全球贸易壁垒的“通报书”，更是为4月2日的“对等关税”铺设合法性和舆论准备的“作战地图”。报告以翔实的国别清单、具体行业案例，系统梳理了全球对美出口形成壁垒的14大类别，包括技术壁垒、卫生标准、政府采购、知识产权、投资限制、补贴支持等。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报告中专门针对中国的内容占据了48页篇幅，几乎相当于欧盟和日本的总和。这种篇幅分配本身就传递出明确的政策信号——在特朗普政府的贸易议程中，中国依然是首要关注对象。在对中国部分的论述中，报告从八大方面构建了一套系统性的“壁垒叙事”，为即将到来的关税措施提供政策依据。

在贸易协议履行方面，报告重点强调了中国未完全履行第一阶段协议中的承诺。比如报告明确认定中国未能达到协议中承诺的采购美国商品和服务的目标，暗示这将成为对华征收“对等关税”的正当理由之一。

在市场准入壁垒方面，报告以大量事实和数据构建了中国“高关税”形象。虽然承认中国对进口商品的平均最惠国关税税率为7.5%，但强调这一水平明显高于发达国家水平，且在汽车、信息技术等战略产业领域维持着更高关税。这种论述为特朗普政府未来可能采取的“对等关税”提供了直接的计算基础。

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报告将中国再次列入2024年《特别301报告》的“优先观察名单”，指出尽管第一阶段协议要求中国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如提高法定赔偿额），但实施效果有限。商业秘密保护不足、恶意商标注册现象普遍、网络侵权和假冒商品泛滥、执法力度不足等问题被一一列举，成为报告塑造中国“不公平贸易行为”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服务贸易壁垒方面，报告将中国的数据跨境流动限制、市场准入障碍与关税议题巧妙连接。虽然承认中国取消了金融服务业外资股比限制，但报告强调美国金融机构仍面临数据本地化、跨境数据传输限制等问题。电子支付服务（如Visa、Mastercard）的许可审批程序被描述为“拖延战术”，阻碍市场准入。通过将这些服务贸易壁垒与商品关税并列，暗示特朗普政府的“对等关税”框架可能会将服务贸易限制因素一并纳入考量，这将为美国对华征收更高关税提供理论依据。

在投资壁垒与补贴部分，报告构建了中国“不公平竞争”的核心论述。一方面指出2024年版《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仍限制外资进入稀土开采、农业生物技术研发、云计算等领域；另一方面强调中国通过政府引导基金、税收优惠等方式向新能源车、半导体等战略产业提供巨额补贴，扭曲全球市场。这些论述不仅为对华加征关税提供理由，更为特朗普政府可能出台的针对中国电动汽车、新能源电池和半导体设备的高额定向关税预设了政策基础。

总体而言，这份NTE报告不仅是美国对全球贸易壁垒的例行梳理，更是特朗普政府为“对等关税”政策搭建的完整理论框架和操作指南。通过系统化、数据化、案例化地呈现各国“壁垒清单”，报告为特朗普政府未来可能采取的关税计算方法提供了参考依据，也为可能引发的国际争议预设了辩护台词。

在美国国内政治层面，这份报告的发布时机（就在“对等关税”公布前一天）明显具有舆论导向作用。通过展示大量“不公平贸易”的“事实”，报告在美国舆论场中进一步强化了“美国被不公平对待”的印象，为特朗普政府即将推出的激进关税政策预先构建了政治正当性。在这个意义上，NTE报告不仅是一份技术性贸易文件，更是一份精心设计的国内政治动员工具和国际博弈战略声明。

而这些动作并非无的放矢。在进入2025年的关键大选年之际，特朗普再次高举“经济民族主义”大旗，把制造业、就业和边境安全重新打包成“经济反击战”的理由，把对手塑造成“占美国便宜”的形象，打出一套民粹主义叙事下的“国家安全+经济主权”组合拳。

我们不妨回顾一下过去一个月的政策时间线，就能看出这场贸易核爆的节奏：

此番连环操作，不仅令世界各大经济体猝不及防，更令全球跨国企业陷入前所未有的战略不确定性。从欧洲到东亚，从新兴市场到传统盟友，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无一幸免。德国汽车产业强烈反对，日本政府“严重关切”，加拿大、墨西哥考虑报复措施，而中国也正在研究应对方案，或将启动更高层级的谈判机制。

在经济层面，这一政策的实施必将引发供应链的重新布局和成本结构的剧烈波动。钢铁、铝、汽车等核心产业率先被纳入战局，是因为它们具有两个特性：一是象征意义强，是“美国制造”的代表性产业；二是政治效果显著，能够在选民心中迅速“变现”为就业、安全与强国形象的正向反馈。

在制度层面，美国此举更是直接绕过WTO仲裁机制，用“对等”这种看似合理、实则霸权化的策略，迫使贸易伙伴按照美方的节奏重新“排兵布阵”。这不仅是对WTO精神的否定，更是对后冷战时代全球治理共识的一次公然挑战。在多边贸易秩序已经脆弱不堪、全球化进程面临深度调整的大背景下，这种“你要对我不对称，我就要对你对称”的逻辑，看似逻辑自洽，实则危险至极。

这场由特朗普亲手发起的“关税革命”，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贸易保护，而是一次系统性权力表达。在这背后，美国不仅是在回应国内政治民意，更是在国际舞台上重申其经济霸权的“话语边界”：你可以和我做生意，但你得按照我的方式做；你可以有规则，但你的规则不能限制我的权力。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整套政策框架，并不是特朗普随口一说的临时政策，而是早在其第一任期中就已多次提出，并通过行政手段或威胁性谈判手段试图推进。例如，早在2018年，美方就以“国家安全”为由对钢铁和铝实施加税，并对中国发起301调查，引发美中贸易战。而现在，所谓“对等关税”显然是这一战略逻辑的深化和升级：不再遮遮掩掩、不再强调国际机构规则，而是赤裸裸地诉诸美国本位的“结果正义”。

而这，正是特朗普外交和经济思维的典型特征——削弱多边制度，用单边工具；摒弃制度共识，转向政治主观；在全球层面制造不确定性，从而在美国国内制造确定性。说到底，这不只是一场关税战，而是一场规则战；不只是一场贸易冲突，而是一场国际秩序的攻防博弈。

在这个问题背后，是一个老牌帝国的焦虑与挣扎，也是一个多极世界正在路上的拧巴与抗拒。而这场冲突，远未结束。